第四次战役结束之际，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忧心忡忡。朝鲜战场上打得热火朝天，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苏联却按兵不动，无意卷入这场战争。美国飞行员数次有意无意地轰炸了苏联的机场，斯大林竟连气都不吭一声，这更使美国戒惧万分。英法等盟国也看出了其中的奥秘，苏联是在利用中朝和美国拼消耗，自己则养精蓄锐休养生息。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杜鲁门不想在朝鲜战场倾其所有。李奇微重返“三八线”，杜鲁门觉得美国已经有面子谈和了。他已经数次躲躲藏藏地表达和中国谈判的意愿了，甚至拟好了一篇既明确表示希望中朝停战谈判，但又充满似是而非外交辞令的声明。可就在这时，一心要把战争打到底的麦克阿瑟造反了。

1951年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如下不寻常的声明：

“事实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问题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决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以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这一声明，使华盛顿当局大为震惊。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2月6日颁布的、未经五角大楼事先批准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的训令，因此是公然的抗上行为。而且，声明的好战语调暗示了政策上的变化，即战争将要扩大。这对于停战谈判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和轻率的姿态。

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的声明十分恼火，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联合国的一位军事司令官自作主张地发出这样一个声明是极不平常的事。”

杜鲁门愤怒地指出：“这是完全漠视不许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任何声明的所有指令的行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这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

“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

“事情所牵连的不单单是美国总统所要发表的已准备好的声明的命运而已，麦克阿瑟将军又一次公然反抗他的统帅——美国总统的政策。”

“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等人到白宫专门研究此事。艾奇逊对此也非常愤怒，他说：“这一声明可以说完全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是对他已被告知的一项行动的破坏，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杜鲁门说：“我现在唯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我从未低估过我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困难，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能尊重总统的职权……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外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还不能马上把他解职。因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必定会使在美国人民中早已不得人心的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杜鲁门以异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一天他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给麦克阿瑟发出了电令，警告他“以后的任何声明都必须符合12月6日命令的规定”。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当之举。他被免职之后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发布的公告，只不过是每个战地司令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通过这一公告，可以同对方总司令协商，寻求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途径。”

不论麦克阿瑟如何辩解，他的动机及其效果是一清二楚的。正如国防部部长马歇尔将军所说的：“麦克阿瑟的声明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领导的信任危机。”

后来几天中，尽管有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提醒，但麦克阿瑟继续干扰政府的政策。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表现“带有哗众取宠的特征”。他把他和麦克阿瑟的关系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乔治·麦克莱伦将军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麦克莱伦对战争应当怎么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见。如果林肯给他下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样，杜鲁门因为麦克阿瑟违抗他的指令，最终把他解了职。

公开的导火线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众议员约瑟夫·马丁。4月5日，马丁在一次众议院发言中宣读了麦克阿瑟3月20日给他的回信，信函中再次对杜鲁门的政策观点表示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