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抿着嘴唇不予回答，不得不说，陈渝说的一点都不错。

陈渝眨眨眼睛，起身沏茶给他。

“下一步打算把杏花楼那些人怎么办？”陈渝坐下来，一手支着脸颊，“来，让我猜猜，你是不是要一个个用刑，让他们把所见所闻全部都吐出来。”

“一个个，那也太夸张了。”孙康挑挑眉毛，“通常这种情况下，审讯人会先抓一个最可疑的，严刑拷打，杀鸡儆猴。后面的不愿受皮肉之苦，自然会倾其所有供述。”

“这也太……不合适了。”本来一句这也太不文明了陈渝即将脱口而出，后来想想，在这个时代，犯人哪怕是嫌疑犯都是没有人权的，也没有什么刑事诉讼法来保障取证途径。其实她可以理解，眼下刑侦技术低下，很多侦查取证工作都没办法完成，定罪量刑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犯人的口供。

“如果被严刑拷打的这个人事实上是清白的，就这么白白受刑蒙冤，身心都会受到巨大损害。”陈渝温柔地说，“不如这样，想方设法找人模仿受刑时的哭喊震天场面，到时候既不会伤害无辜者，又可以给其他人威慑。”

其实陈渝觉得这个办法也有不合理之处，作为一个受过现代监狱学教育的警官，她不认为恐吓犯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现代法学上有一个着名理论——毒树之果。大意是如果树有毒，上面结的果子也是有毒的。用以比喻如果侦查取证途径存在瑕疵漏洞，那么所获得的证据不可用。

这项理论在学界普及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特别是侦察机关在破案压力下可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非常行动。

记得罗千帆曾带她出席过一次警示教育活动，那次活动的缘由是省内出了一个重大的冤假错案。

二十多年前，某市发生一起杀人抛尸案，精神病的妻子被沉塘溺死，老实巴交的丈夫被认定有杀妻嫌疑。妻子娘家人集体上书要求严惩凶手，得到了政法委的高度重视。那时候，刑事诉讼法还不曾修改，对取证审讯这一块没有太多规定。

公安干警在强大的压力下，轮番连轴转开展审讯工作，甚至不得已也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最后拿到口供。恰逢“严打”，加上“命案必破”的口号，检察机关在关键证据灭失的情况下提起公诉。

主审法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资历，他仔细阅读了案卷，发现其中的几处疑点，并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只可惜他的意见没能得到足够重视，最后以老法官为首的合议庭顶住各方压力，对嫌疑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老法官在日记中写道，他明知以无罪推定原则应当将嫌疑人当庭释放，还可以给予国家赔偿。但是，在包括受害者家属和政法委等各方施压下，他能做的，只有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保下嫌疑人一条命，万一错判，不至于没有纠正的余地。

在狱中，重刑犯丈夫写了上千份申诉信，都石沉大海。狱警也觉得他不可理喻，渐渐不再搭理他日复一日的喊冤行为。私底下议论起来，甚至觉得他有妄想症和偏执型精神病。万念俱灰的丈夫自杀未遂，开始麻木顺从的配合劳动改造，还减了好几次刑。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青丝熬成白发，丈夫的刑期所剩无几。随着刑侦手段的发展，以及DNA技术的进步，一个抢劫犯的落网将这个尘封数十年的案子翻了出来。那个抢劫犯流窜多地杀人越货，谋财害命。他坦然供述，在二十多年前，曾经杀害了一个疯女人，只因为疯女人目击了他的真貌。他玩世不恭的陈述着，这只是他罄竹难书的罪恶中轻描淡写的寥寥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