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顾钧儒关押在秘密地牢里，等候初审。蔡贤已经多次催促开审，急迫中，协助查案的谢树声先回一电：“顾氏一案，情况复杂，恐有冤情，宜细细察审。”

接下去，谢书生亲自出马，找了本地数十位有声望人士，联名写了状词，控告有人因个人恩怨，挟仇陷害顾钧儒先生。谢树声跟着就抛出一份礼单，说是有人对他行贿，要他必欲置顾钧儒于死地。

礼单一出，舆论大哗，都为顾钧儒冤枉，又争相赞颂谢树声，说他秉公无私，大义执法，是崇城难盼到的青天父母官。

谢树声一箭双雕，既为顾钧儒作了遮掩，又为自己争了名誉，在全城士绅面前讨了个大大的好，同时也没有得罪蔡贤，总算是一举多得。

从顾钧儒身上搜出的所谓与日本人往来的信笺，本来封存在保安大队，留作物证的。忽一日出了怪事，有人私下配了门锁，黑夜里登堂入室，把所有东西席卷一空。从门外留下的脚印和枪支的总重量来看，这事不是一个人干的。

谁是保安队的内奸？枪支的去向是在哪一方？青帮组织、地痞流氓、贪财的惯偷，似乎谁都有这个可能。偌大一个崇城，几十万的人口，要查出来简直大海捞针。

局长谢树声首先泄了气，宣布他是财政局的，没有精力再管这事了。他一罢手，底下的人自然乐得偷懒，打了个报告说无从查起，便马马虎虎结案。

物证既然没了下落，顾钧儒的律师立刻抓住仇人诬陷这一关节，大张旗鼓为顾氏翻案。恰逢几个顾北溟的旧交，得知此事，亲自给蔡贤写信，详说顾钧儒的经历和为人，指出他决无可能与日本人私下接触，一切都是虚妄之谈。

事情到了这一步，案子再审下去似乎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为了掩人耳目，谢树声又暗中通知了苏倬铭，又最后一次在大堂提审顾钧儒，当众用刑，打得他皮开肉绽。顾钧儒事先已得到消息，自然是咬紧牙关抵死不招。

这一来，案子的前后审理过程无懈可击。又该着顾钧儒运气好，不迟不早，正当准备释放他时，迫于抗战需要，蔡贤颁布了对全国犯人的大赦令。

不管顾钧儒算不算“犯人”吧，反正有了这个条令，释放他的事情便更加顺理成章。谢树声甚至借机把事情做得十分堂皇：亲自派卫兵把顾钧儒护送回家，隔天又亲自上门看望，说了很多道歉的话。晚上还以崇城商会的名义摆酒席为他压惊。

酒席上，瞅一个无人注意的机会，谢树声偷偷问诒云：“我已竭尽所能，一切还算满意吧？”

诒云回报给他一个似是而非的笑，举了举手中的酒杯，道：“再干一杯吗？”

谢树声喏喏，慌慌地借故走开。又隔一天，任慕双带了重礼来拜见诒云，名为酬谢她救命之恩，实则是想催促将顾钧儒送到她的住处调养。

诒云自然是坚辞不收。她只字不提此事的细枝末节，只说顾钧儒福大命大，碰上了特赦犯这么个关口。她叮嘱任慕双，过几日她把顾钧儒送过来，可要看好了。这年头到处乱哄哄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撞到什么人的枪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