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华苓觉得很无奈，冷冷地说了句：“多谢。”扭头出去了，连房门都没有替他关上。

这期间出了一件事，使得当初把宋华苓荐进报馆做事的谢树声反过来把宋华苓恨了个洞。

崇城里，店面大、栈房深、生意广、信誉好的商号总共七八家，余下来就是些中小商号。宋家的绸缎店原先也是个大商号，如今沦陷以后，店里的生意就一点点地衰败下来，如今勉勉强强排在几家中等规模的商号之列。

日本人占领崇城城期间，伪公署的开支基本上是按“商七民三”的标准摊派的，也就是商家摊七成，殷实富户摊三成，这是明目张胆的搜刮。

至于暗地里的索取和“孝敬”，那是隔三差五没完没了的事，数也数不过来。

那段时间，城里风传伪警察局长要调离崇城去北地上任。那局长与谢树声有同乡之谊，两人私交甚密，在城里总是狼狈为奸地勾结起来敲竹杠。

局长调离的消息一传出，先不管是真是假，谢树声便给他出了个点子：请城里家商号出点“尘仪”。

那局长就照计行事，备下两桌酒席，由谢树声出面，请了十来家商号的老板，名曰告别辞行酒，实则伸手要钱。其中就有宋记绸缎店的老板，宋廷秋。

宋家所有的工厂，宋廷秋全部都变卖了，投身到了抗日事业当中。不是捐了买飞机，就是捐了买炮火。到了最后，这点产业剩下，加上乡下那些收租的钱，无非也就是图个温饱，到底家里人多，张嘴都是要吃饭。

谁知如今除去本钱，除去该交的税收，平日里大鬼小鬼不断上门，都想着咬上一口肉哪怕是喝上一口汤水。宋廷秋一面要与日本人周旋，一面又要与宪兵队的、市公署的，得罪了哪方都不合适。

一个月的帐结下来，实在也没多少赚头，宋廷秋也便觉得，这也就是个苟延残喘的维系着。

那天在席间，谢树声旁敲侧击说起调任官吏的老例是要地方上出些“尘仪”的时候，宋廷秋终是知道他们的算盘，连连拿眼色向其他几家老板示意，要他们出面一齐说话。

那几个老板就想，出钱也不是他们一家出，于什么他们要出来做恶人？枪打出头鸟，不如缩在别人后头顺大溜。几个人就都绷着劲儿，谁也不吭声。

宋廷秋无奈，只得硬一硬头皮，婉转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目下百业萧条，各家店铺都闹着饥荒，怕是一时拿不出多少，能不能数目少点，算是孝敬局长的“微意”。

此话一出，谢树声和那位警察局长当即变了脸。自然他们是没有想到席间就有人敢驳他们的面子。

局长是要调走了，去向不是别处，是北地，只怕官儿比现在的警察局长还要大。再说，就算局长走了，谢树声还没走，好歹也在日本人手底下做着翻译，他宋廷秋怎么就敢放肆？

谢树声咳嗽一声，抬手捻一捻嘴角的几根胡须，阴阳怪气说：“宋先生怎么听着像是对大日本皇军有所不满？如今的崇城是在皇军管理之下，宋先生竟抱怨‘百业萧条’，又说各家店铺都闹着饥荒，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倒弄不明白。”

宋廷秋听到谢树声说出此话，心里连叫不好，知道他这是要栽赃的意思。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这会还不能连累了家人，只得打躬作揖，好歹给了谢树声台面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