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古雅典的崛起震惊了老牌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在竞争中产生了摩擦，接着是对抗，最后是冲突。当新兴大国崛起后，必定挑战原有霸主，原有霸主也必将回应其威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一战”前，新兴国家美国迅速崛起，逐步威胁老牌国家英国的霸主地位，英国必定要打压美国，特别是在核心技术领域，英国一定会掐住美国的脖子，通过经济、贸易、政治、技术封锁手段对其进行打压，以便保持自己第一的位置，阻止美国实现反超。

翻开历史的故纸堆，美国的反超已经是现实，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美国是如何破解英国“掐脖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呢？

让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慢慢揭晓问题的答案。

波兰钢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尔曼（WladyslawSzilman）从小就显露了过人的天赋，一首曲子只要读一遍就能完美地弹奏出来。就是这样一位天才钢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因犹太人的身份，生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亲朋好友相继被送往集中营后，他无奈地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饥肠辘辘和死亡的阴影时刻相伴……

生存，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对和平、稳定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内心最真实、最基本的追求。席皮尔曼是电影《钢琴家》的原型，电影的火爆，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憎恶、对和平的向往。

个人在历史中就像一粒尘埃，只能跟随历史的巨浪跌宕起伏。战争不会考虑个人是否有稳定的住所，是否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更不会考虑科学家是否有优越的综合环境……一切都被战争的机器粉碎。

在远离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另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远离战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着科学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涌现出一大批顶尖的科学家，这里拥有世界顶尖的科研环境和团队，正所谓惺惺相惜，志趣相投的人总想在一起。美国长期而有效的移民制度，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策略，为其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和支持，知识移民蠢蠢欲动。

其实，为了生存，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为了更好的追求，每次战争都有很多科学家像席皮尔曼一样，从战乱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和平的国家和地区。

管中窥豹，下面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说明知识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科技进步，从而促使新技术革命在美国如日中天。

1921年，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系主任密立根到欧洲参加会议，积极邀请欧洲相关方面的顶级专家加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全职老师。一边是刀山火海，一边是繁花似锦，每个理性人都会做出效用最大的选择。奥地利数学家、物理学家保罗·埃伦费斯特同意到加州开展一年的讲学活动，在欧洲享有盛誉的量子物理学家保罗·爱泼斯坦同意赴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教授。

爱泼斯坦之所以同意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洲森严的学术等级制度和限制犹太人进入院系深造的名额。而来到美国，开放、自由的环境让爱泼斯坦的科研热情得到了充分释放。在爱泼斯坦之前，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特曼已经成了学院的数学、理论物理系和航空学教授。

不久之后，一大批欧洲顶级专家，诸如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HendrikAntoonLorentz）、剑桥大学物理学家乔治·高尔顿·达尔文、慕尼黑大学的索末菲、莱顿大学的埃伦菲斯特、埃尔温·薛定谔、尼尔斯·玻尔、保罗·朗之万……甚至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都以类似的形式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研。据统计，1933年至1940年大约有百名物理学家从德国迁至美国。[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载体。人力是一种资本，而科学家掌握着更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是能够从事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人力资本。科学家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科学技术的转移。

20世纪初，美国有了新精炼法、热风炉炼钢法、科特搅炼法和酸性转炉炼钢法等，这些技术使美国的钢铁产量大幅增长，1915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3000万吨。钢铁产业属于重工业，处于产业链中端，它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建筑、交通运输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纺纱、采矿、冶炼、铁路和水路交通等部门，都是在移民带来的技术和资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海外移民必将带来技术的更新、资本的流入和市场的扩张。据统计，美国因移民形成的附加资本积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至20%。[4]

新兴市场国家最初必然是模仿型创新，即学习发达国家先进产业、先进生产模式，一旦模仿潜力走到了尽头，就必须培养独立的创新机制、创新能力，如果不能突破创新的关口，经济增长就会陷入长时间的停滞。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从蒸汽机到电动机的转换，第二次工业革命恰恰就发生在美国。国外科学家的到来，只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本国科技人才的自强不息才是促进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