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国向德国学习技术。英国想阻碍美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在核心技术领域对其封锁，希望通过“掐脖子”的战术实现打压美国的目标。而在欧洲，德国也想争夺英国的殖民地和霸主地位，二者的矛盾越来越不能调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如此，非世界第一的德国和美国便自动站在了一起，美国选择向德国学习。

19世纪德国爆发了学术革命，德国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影响世界。19世纪60年代，美国有1000余人在德国大学注册学习，到19世纪80年代已超过2000人。这些人在学术自由、提倡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大学中求学、任教，将学术氛围带回美国。与此同时，诸如德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希伯（FrancisCieber）等各界学者纷纷到美国任教，传播高等教育思想。德国的教育思想为美国高等教育带去了生机和活力，推动了美国高校的发展。

——其次，美国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吸收、引进，再创新，是破解“掐脖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教育上，美国学习德国，于1876年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的崛起只是美国大学兴起的冰山一角，20世纪初，美国大学普遍邀请欧洲顶尖专家赴美任教、讲学，以弥补自己的知识空白和科研短板。

随着科学家的到来，一大批诸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诺曼·布里奇物理实验室、威尔逊山天文观测台、习明纳研讨会等顶级科研平台相继建立，实现了美国实验室的本土化。

截至1914年，美国工业试验室和研究所已有365个，科研人员的总数达到近万人，雄厚的人才基础为美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此后，一大批前沿性科研成果涌现：密立根获得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36年，加州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卡尔·安德逊（CarlAnderson）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此同时，实验室成立的外部经济效应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被吸引加入平台……

——再次，美国人钟爱发明创造。舶来品没有核心竞争力，为了破解“掐脖子”的困境，必须自主创新。美国引进技术后，并没有停留，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再次发明和创新。

据美国专利局记载，1850年至1860年，美国政府颁发的专利有2.52万项，1880年至1900年，专利数每年保持在15000至25000个。[5]

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热爱发明，机械师在车间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就像听到美妙的交响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本土涌现出爱迪生、贝尔、亨利·福特、莱特兄弟等一批发明家。

正如列宁所言：“美国在发展人类联合劳动力方面，在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方面，都在自由和文明国家中间占第一位。”

众所周知，从发明到应用，需要跨越巨大的鸿沟，经历漫长的等待，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一旦出现技术创新，会立即投入到现实的应用场景中。从发明到应用，美国表现出惊人的效率。

——最后，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包括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诸多研究型大学，在初创期缺少经验和资金。“一战”期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积极参与，通过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动与政府合作，研究军事技术，为美国争取到了极大的科研利益，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资金。“一战”后，国家研究委员会作为官方机构的代表，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仅在1939年到1940年这一年，美国10所研究型大学就从联邦政府手中获得超过900万元的科研经费。

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支持方向有两个：一是美国国防部主张的应用型研究；二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张的基础研究。尽管在1930年至194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应用研究投入的经费是基础研究的数倍，直到1950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才强调基础研究，比重也逐渐上升。美国联邦政府不仅给予经费支持，还实现了研究方向的平衡与把控。

1924年至1929年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通过引进人才，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力度，注重自主创新，实现了技术的升级、经济的腾飞，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引领潮流，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达到了巅峰。

从1870年到1913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3倍，法国增长了1.9倍，而美国增长了8.1倍。1924年美国用电量达到650亿千瓦，占全世界用电量的50%，电力工业跃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的产业已经进入了狂欢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