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常常出现相似的战例，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作战时的客观条件相似所致。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将敌人击溃后，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后撤，诱敌深入，造成了第二次战役分割歼敌的有利态势；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志愿军又未乘胜追击，原因是敌人后退太快，以步兵追击机械化之敌难有大的战果，而且容易拖垮我军；现在第三次战役突破了敌人“三八线”防御，彭德怀又适时收兵，不让部队过远南进，亦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然而，兵家的常识又告诉人们这样的真理：乘胜前进，势如破竹，一鼓作气，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究竟如何处置，需要指挥员依据作战时敌我双方的兵力、装备及地理、运输诸多条件综合考虑而定。面对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需要指挥员当机立断，可能前进一步正确，也可能后退一步正确，不管怎样，都切忌犹豫不决。而正确的决策依靠指挥员对敌我双方力量消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对战争的种种可能性做出正确的预见。特别是，在两种意见相左的当口，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不为一些表象迷惑，保持果断的决心。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一个军事家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以及他的远见卓识和必不可少的魄力。

1月10日晚上，当彭德怀在他的指挥部见到金日成和朴宪永等朝鲜方面最高领导人，双方就而后作战问题进行磋商之际，他暗暗告诫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

看得出来，中朝军队连续三个战役的胜利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振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再对彭德怀司令员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胜利表示祝贺和感谢，同时，也对而后作战问题征询彭德怀：下一步中朝军队将如何打算？为什么在部队乘胜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司令员突然下令收兵？

朝鲜方面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彭德怀在木板屋里昏黄的瓦斯灯光下，详细地向金日成同志介绍了情况，讲到前三个战役志愿军的伤亡情况；讲到当前运输的困难；部队给养状况很差；讲到敌军的布防情况和我方应避免把敌人压缩到釜山狭小的防御圈内以免给以后歼敌造成困难等。

“……我担心的是，部队如南进过远，会给后勤运输工作造成更大的压力，难以保证部队的补给。”彭德怀说，“而且，据我看，敌人并未打算死守‘三八线’，汉城也是自动放弃的。有许多迹象表明，李奇微是在有计划地后撤，企图诱我们南进，待我们部队疲劳、给养缺乏的时候，再来一次登陆夹击……我们不上他的当！”

“彭司令员的下一步打算如何？”金日成询问道，“如果现在停止追击，转入休整，要多长时间？”

“说实话，第三次战役打得有些勉强，”彭德怀诚恳地说，“作战准备很仓促，有的炮兵部队都没有用上去……突破‘三八线’后，气温下降，有的部队整团的人因冻伤失去战斗力……徒步追击敌人，夜晚作战，白天防空袭，战士们太疲劳，加上后勤供应跟不上，再继续攻进，就成了强弩之末。应该让部队充分休整一下，好好进行下一战役准备，我们的重点是春季攻势……”

“彭德怀同志，你的想法是好的。不过，我看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即可。时间若拖长了，河川与稻田地一化冰，部队的运动就会增加困难……”金日成力图说服彭德怀，“我看敌人企图拖延时间，以便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军备……至于提前作战的运输补给困难，我们正与交通部门研究解决的办法……”

“一个月恐怕不行哟……”彭德怀摇头道，“我们第一批入朝部队已连续作战3个月，减员过大；第二批参战部队最快也要3至4个月才能聚齐，还要进行必要的战前训练和物资准备……目前，我们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与敌人相比，数量上已不占优势……”

彭德怀接着说：“我彭德怀不是为了打败仗才来朝鲜的！我也想乘胜前进，尽快解决，问题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讲实话，我怎么会不懂得乘胜追击的道理嘛？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主张猛打猛冲，击溃了敌人应该跟踪追击，使敌人不易重新组织抵抗……但是，要看到朝鲜战场有它的特殊性。这一次我们突破‘三八线’敌人纵深防御后，志愿军50军和42军一个师，还有你们的2、5军团追击敌人50至70公里，也没有追歼更多的敌人……敌人是机械化嘛，它逃得快。我军减员、疲劳不用说，朝鲜是个狭长半岛，东西海岸敌人到处可以登陆，我们的战略预备队一时还上不来，如敌从正面钳制消耗我们，而后从侧后登陆夹击，那就难免重复仁川失败的教训……”

战场形势后来的变化，彭德怀果然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