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病了。”冯斌严肃地说。

“病了？”董林芳好奇地歪着脑袋。

“没错，一个人生了病，他的身体机能就会出现异常，一座城市生了病，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便会出现异常，因为居民就像城市的血液、骨骼、细胞。而城市的高楼大厦只是一副皮囊，在皮囊的掩盖下，皮囊里面却生了病。”

“你的家乡生的什么病呢。”董林芳继续问道。

“很复杂的病，”冯斌无奈地苦笑着，“我首先想到的是行业不均病，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的发展也很不错，还包括文艺等文化产业，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很丰富，可是现在我回到家乡，看到的只是遍地的商场和饭店，我去当地的动漫中心参观，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可怜的两家公司还在坚持着。年轻人来到这座城市，不是在饭店打工，就是在商场做营业员，僧多粥少，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靠着巴结领导，得到提升，其余的人都是在一个地方做一段时间，又跳到另一个地方。许多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为了逃避这种迷茫，他们甚至不敢为未来考虑，大多数都是月光族，有的人连房子都是租的，却还是要贷款买一辆车。在看看这座城市的人文发展，许多文化事业萎靡不振，甚至消失。工厂倒闭了，大批工人下岗了，只能靠做点小买卖，摆点地摊养家糊口，还要躲着城管。吸引年轻人的诱惑越来越多，而他们又没有什么防备，稍不注意，口袋里的钱就流失了。事业单位的员工和公务员享受着安逸的生活，那些到处打工的年轻人把钱花在吃饭，穿衣，租房子上，几年下来也攒不下什么钱，而那些赚了他们钱的人，又被别人把钱赚去，最后年轻人通过给那些人打工，把钱赚回来，这个城市的经济便如一潭死水一样，老百姓会越来越穷。”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不容易。”董林芳叹了口气。

“这还不算完，我的家乡在资金外流，最终倒霉的会是谁呢，就是在基层苦苦打拼的老百姓。”

“可是，冯大哥，就算真如你所说，那么老百姓难道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吗？”董林芳同冯斌一样，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她的情绪此时有些低落。

冯斌看到董林芳那一脸天真的忧郁，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董林芳更是一头雾水。

“林芳，你的想法真的是你这个年龄的人特有的一种自信，说句不好听的，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冯斌看着董林芳的反应，董林芳并没有生气，于是他继续说，“曾经的我也是十分自信，以为世界上没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区别只是我愿不愿意做。可是随着我的年轻增长，我的这份自信渐渐消失了，你看看我的处境，我就连想跟妻子和女儿生活在一起都做不到。在北京我能赚钱，这里给我提供发挥的平台，回去我就没有工作，或者从事收入很低的工作，甚至被迫重头做起。

我相信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从小经历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都带给他们不同的影响，而且每个人所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大家在步入社会之后并不能全部符合社会的需求，社会在某个阶段的发展可能特别需要某一种人，那么这种人是幸运的，但是其他人呢，难道没有理由过上好生活吗，活该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吗，这绝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努力改变的问题。”

“冯大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觉悟的，感觉冯大哥来到北京之后变了好多。”董林芳的内心错综复杂，然而从小生长在知识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使她能够理解眼前的男人。

“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我的脑子很乱，我对家乡的认识，更像是对自我认识的转换和升华。曾经我的生活无忧无虑，然后就是姐姐的离开，爸爸和妈妈的争吵，我的坏情绪，成绩的下降，越来越孤僻的性格，相思，恋爱，分手，一直到工作，结婚。许多当时理解不了的事情困扰着我，那时候没有谁向我传授人生的道理，父母只管养我，老师只管书本和纪律。我只有不断地思考，从其他途径寻求解答，从别人的生活里，从书本里，我希望能找到答案。

也许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或者说思考方式，使我能够不局限于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得失，我总觉得当我能够完全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的时候，我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会变得异常敏锐。”

“感觉冯大哥倒是很适合从事文艺工作。”董林芳说。

“不，林芳，真正适合从事文艺工作的是你，有条件进行文学创作的也是你。一个作家要写出真正具有灵魂的作品，他便要感知这个世界，要理解生活，理解人类所面对的喜怒哀乐，最重要的，一个作家必须要站在真理和正确的价值观上，才能写出震慑人心的作品。要做到这些，作家的生活不能太苦，太苦就没有精力去感受他人的不幸，也无心体会他人的快乐。

相反，作家的出身甚至可以是优越的，可是这种优越的出身不能将他变成一个不懂得体会民间疾苦的傻子，他甚至可以是矛盾的存在，他自身的优越生活和他所见的百姓的困难形成巨大冲击，使他扪心自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最终这种矛盾在他脑海里形成解不开的疑问，这种疑问使他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冯大哥的这些话，我想我会记一辈子的。”董林芳中肯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