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代，江城的水运行业没有机械装卸，大轮船小驳船，日夜往返，几百几千吨的货物，装船卸货全都赖以是人力肩扛背托，昼夜劳作。码头上永远是不夜天。可是尽管如此，搬运工人仍然是最低层的劳动者，名副其实的苦力工。以致码头上搬运工人奇缺，是人都能来这里找工作。所以，码头工人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绝多是逃难、逃荒者，也有乞丐和二流子，当然，还有很多不堪、不善此道的落魄人。

冯九和赵红愈终于买到了号牌。

他俩上的是早班，其实这所谓的早班，也就是全天十二小时的白班。冯九和赵红愈身着粗布旧衣，凭号牌走进围墙，来到码头时太阳刚刚升起，却已经算是迟到了。远远望去，早到的人们像蚂蚁牵线式地，弓腰驼背，往往返返，身荷货包或货箱之类的物品，颤颤巍巍地走在江堤至货场间的道路上，形成了两行长长的不甚规则的纵队。而纵队两边的十米远处，分别等距的布有手持棍棒的岗哨，那作用显然是限制人的随意行动。

冯九和赵红愈身临其境才看到，来这里的搬运工人几乎个个衣衫不整，人人蓬头垢面地踉跄着，汗滴如雨中跋涉着。这些人已经不是什么工人了，他们在监工和打手的棍棒与吆喝下，完全形同囚徒，而且往返负重——去时背的是上船货，转来扛的是卸船货——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一见如此状况，冯九和赵红愈相视中苦苦一笑，都知道此行是白费心机了。因为，这里的情况一目了然，搬运者人身没有自由，往返都有固定路线；劳作中没有稍停时间，更别提有工夫和被允许去四下打探什么了。

“怎么办？”赵红愈悄声问冯九。

冯九皱起眉头道：“你能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帮他们干一天呗。”

是的，的确不好办。来的时候一进大门，号牌即被登记处收缴了，叮嘱下班时，凭扛包的“签子”换取号牌才能出大门，并申明这是规矩。也就是说，这里当班期间的工人，只能进不能出。当然，凭他俩的身手，从这里打出去倒也不太难。可是真要那般小题大做，应该吗？再说打出个熟面孔，日后怎么能再来？这里无法忍受的不仅是劳累，而是形同囚犯的没自由，还有监工们凶狠无情棒下的屈辱。

“不成，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受那种罪。”赵红愈搔着头皮，想过一阵，他忽然说，“有了，豹哥你蹲下装病歇着，我去扛包，怎么样？”

冯九不屑道：“你这是什么不着调的馊主意，无事装病，你不觉得窝囊、难为情呀？”

赵红愈坚持说：“这有啥呢，权宜之计嘛。再说你蹲下就行了，话由我去说，也无须你大呼小叫啥的，有啥难为情的？”

冯九犹豫道：“还是算了吧红愈，我去扛扛包，舒展一下筋骨也好呀……”

“不行，”赵红愈急了，“你看那里，那只是扛扛包吗，那是棍棒相加受凌辱。说好了豹哥，你要不依我的，我可真要打出去了，我管他妈的呢！”

冯九异样地看着赵红愈，他知道这母猴子的拧劲和倔强。惹急了这个死心眼，上天入地都敢捅窟窿。他含笑问“你为啥非要这么坚持呢？”

赵红愈说：“这还用问，因为你是我豹哥，是领导。我不能眼看着我的领导受欺辱。你就听我的吧，不然我恐怕真没法控制了。再说，你蹲在这里，或许还可以观察到些有用的东西呀。”

冯九被赵红愈后面的一句话打动了。他迅速地环视一下码头四周，不得不承认，闲待着，自然要比那弓腰驼背更便于观察情况。他终于同意了赵红愈的安排。

不知赵红愈如何同人交涉的，反正那领头的监工老远瞅了瞅豹头冯九，终于点头答应了，但那狗日的像划地为狱似的，只允许冯九到路旁凉茶棚里去休息，不准他随意乱转悠。可是，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上苍特意安排，冯九来到茶棚，竟然撞上了天大的意外——卖茶人居然是汪世武。

在兰溪，堂堂专署警察局长汪世武，算是一位十分显赫的大人物，冯九自然认识。可眼前这位汪世武，却已是今非昔比，几近面目全非了。半年来他死里逃生、千里逃亡，弄得满脸胡子拉碴，人苍老了，腿瘸了，人也瘦得仅剩一把骨头。但他两眼依然烁烁有神，仿佛在向人昭示，他的心还活着。

冯九上前问：“茶老板，你姓汪，汪局长对不？”